“这是为什么啊？！”

电话刚接通，当事人李阿姨就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除了反复喃喃“这是为什么？”“这到底为什么？”，就只剩下哭声。

法官罗珊插不进去话，不过她也没有想要插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20分钟后，哭声渐弱，“嘟嘟嘟——”通话戛然而止，就和它来时一样，结束得也很突然。

罗珊说这是一次“失败”的判后答疑，但又很必要。“在那个时候，她哭出来的是不理解、不认同、不明白，这是她宣泄情绪的方式，如果我硬是要劝她冷静，她做不到，我也劝不动，这种情况下，要耐心地等。”

罗珊始终认为，当一个人情绪满溢时，就像气球鼓足了气，所有的外力都可能成为引爆点。如果能陪伴它，静静地稍候，气也会自己消散一些，而后再安抚它，就有了更多消散的可能。

果然，没两天，李阿姨的第二个电话打了过来。这次没有突如其来的爆哭，情绪还算稳定，罗珊见机和她约了面谈时间，想要和她好好聊聊。

李阿姨是一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的当事人。她的继父生前将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的亲生子，李阿姨主张合同无效，她认为这是“披着买卖外衣”的赠与，合同双方恶意串通，损害其母亲王老太的利益。

面谈的这天，李阿姨依旧“来势汹汹”，先是无端地指责一切人、事、物，接着开始阐述自己的理解，“早年间说好了他和我妈一人一套房，现在他把房子给了自己儿子，我妈伺候他这么多年白伺候了吗？这不是骗人吗？你们法院这也能认？”

眼瞅着李阿姨的情绪又要上来，罗珊适时问道，“这个房子二十年前就过户了吧？”

“那又怎么了？”

“那时候您母亲还在，她和您继父共同生活这么多年，对过户的事情知情吗？”见李阿姨没有要回应的样子，罗珊趁热打铁地追问，“如果您实在觉得她不知道的话，是不是得有证据证明？不然单凭口头说说，咱也认不了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“她就是不知道！”李阿姨梗着脖子呛道。“罗法官，我现在就回去找证据，我要申诉！”李阿姨火急火燎地起身收拾包，三个多小时的沟通再次戛然而止。罗珊笑笑没有说话，她笃定李阿姨还会回来。

意料之中，李阿姨第三次来了，带着她找到的那些“证据”。又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倾诉，话题自始没有落在那些补充证据上，李阿姨的言辞却逐渐平稳。

“我就是想不通，他去世前可全都是我妈在照顾他，房子怎么会没给我妈。”李阿姨又重复道。

“有争议的房子在您母亲在世时早就完成了过户，您继父和母亲遗嘱里也没有提及，按照法律规定，谁主张谁举证，您要是真有证据，倒也好说，要是没有的话，这日子啊，还是得向前看。”罗珊宽慰她。

“您说得也是。可是这么些年了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。”话虽这么说着，罗珊观察到李阿姨的眼角眉梢郁色渐消，临走时，还颇有心情地跟她说，“再见，罗法官。”

“要真正把法理、道理、情理讲进老百姓的心里去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”罗珊说，“河蚌一受到惊扰就会紧闭贝壳，有时我们想敲开当事人紧闭的心门就跟撬贝壳似的，要花点技巧慢慢来的。”

这个技巧罗珊称为“三讲工作法”：判前讲沟通，判中讲章法，判后讲胸怀。“服判不只是服判决结果，而是信服整个审判过程。”罗珊解释道。

在罗珊看来，判前是法官及其团队待人接物的过程，既要法言法语又要平易近人，少一句“你听明白了吗？”，多一句“我表达清楚了吗？”，都能让百姓感受到温情；判中考验的是法官专业素养、扎实的业务能力，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法官的引导将整个事情梳理清楚，他也更能够感受到法官的付出，也会更加配合。

“判后面对的是李阿姨这样的群众，我们首先要明白需要判后答疑的一定都是有不解之处的，对他们要更包容，要接纳他们的情绪，同时也要坚信，判前和判中扎实的前期工作所带来的自信，我们的裁判肯定没有问题，怎么把她讲明白就是关键之处，心门要一点一点地敲。”

李阿姨的心门敲得久了点，但最终还是被罗珊“磨”开了。第四次她来找罗珊时，主动表示她不申诉了，也明白了法官判案是要讲证据的，自己手头的证据确实不足以证明母亲不知道继父买卖房产一事。

“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，我也接受这个结果，谢谢您，罗法官！再见！”罗珊知道，心门已开，此后再无不解的痛哭。